劝中共“体面退场”的北大教授是什麽背景?

劝中共“体面退场”的北大教授是什麽背景?

 

劝中共“体面退场”的北大教授是什麽背景?

中国民间声望很高的北大教授郑也夫决定挺身而出,尽“匹夫之责!”他在刚刚公开的『政改难产之因』一文中分析政治改革为什麽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发生?他认为中共今天淡出曆史舞台,符合中国广大人民和执政党共同利益。但作者同时指出,如果大家不发出声音,就不配看到专製政体的终结!

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是,习近平执政以来对敢言者采取的高压、封锁、拘捕政策,产生的恐惧效应似乎已经封顶。在中国改革40周年之际,反而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公开发言表态。他们或者指出习近平当局根本不可能改革,一切对当局的指望都是天真的;或者仍寄希望于当局解放思想,放手改革;或者认为改革已死,宪政当立;近日公布的『中国百余公共知识分子改革感言』就具有代表性。这一波中国知识分子的涌动中,郑也夫2018年年底的发声,极其尖锐!

政治体製改革为何不曾发生

郑也夫文章开门见山,中共为何提出要政改?因为它意识到法治缺乏,权力滥用,社会经济生活不可能走上正轨。但是中共为什麽没有实施政改:因为中共“党首”意识到,“政改的每一项内容都是在削弱他的政党”:

党政分离和政企分离,意味着党的权力旁落,党将失去对国家行政与社会经济的操控;法製的健全将限製中共的行动範围;真正的政治协商一旦开启,中共的主张在争论中有落入下风的可能;在与党内外对手博弈中,决策者坚定地认为要抑製和应对社会多样化、民主化、自由化的趋势、统治集团内部也不能民主,必须权力集中。

自上而下的改革只有过一次,那就是1978年的改革,但是那次改革的原因是“不改革就亡党”.作者指出常常把亡党亡国放在一起说的谬误,“殖民时代划上句号了,不再可能有亡国灭种的事情”,毛泽东造成的局面使得中共害怕亡党,亡党就意味着统治阶级退出曆史舞台,“他们当然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,所以有了改革”。

中共和平结束专製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

郑也夫指出,中共在其执政的大多数时间中,其方针政策不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。巧取豪夺,先将人民私有土地变为国有,然后大搞地皮财政,各地政府高价将地皮卖给地产商,无数公民成为房奴······

在作者看来,有一项符合中国广大人民和执政党共同利益的事情,就是共产党和平地、即以避免暴力的、最少社会动蕩的方式,淡出曆史舞台。“我以为,今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能做出的唯一可望载入史册的大事情,就是引领这个党体面地淡出曆史舞台。”

但他认为,和平终结专製的曆史,依赖于共产党的一位明智的领袖,不然难有非暴力的转型。

如果我们不发出声音,就不配看到专製政体的终结

台湾终结一党专政,在作者看来,如果没有台湾民主派多年打拚,蒋经国如果不是面对巨大的压力和多元的局面,蒋经国不可能做出那样的选择。作者认为,有什麽样的统治者,就有什麽样的被统治者,二者相互塑造,恶性循环是双方早就的。“得势者为什麽要主动让权,改变现状呢?没有外部的压力,没有强烈的开报禁、开党禁的要求,执政党的党魁想这麽做,都没法向同僚交代—同侪们会觉得老大有病了。”

如果书生都敢于讲出自己的想法,中国不会是今天的样子

郑也夫

北京大学官方网站上有关郑也夫教授的教育及培训经曆资料:

1986年:社会学硕士,美国丹佛大学社会学係;

1982年:哲学硕士,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;

1978—1979年:北京师範学院曆史係读书。

研究领域

城市社会学;

消费社会学;

教育社会学;

生物学与社会科学的关係;

文化人类学。

教学经验

研究生课程:

信任研究(1998—2000年,研究生课程)。

本科生:

怎样写论文(2003—2005)。

通选课:

城市社会学(2001—2005);

消费批判与快乐研究(2002—2005);

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启示(2002—2008);

幸福导论(2006);

批判的教育社会学(2010—2015年)。

论文及着作

郑也夫,2016,《文明是副产品》,中信出版社;

郑也夫,2013,《吾国教育病理》,中信出版社;

郑也夫,2013,《语镜子》,中信出版社;

郑也夫,2009,《神似祖先》,中国青年出版社;

郑也夫,2008,《与本科生谈:论文与治学》,山东人民出版社;

郑也夫,2007,《后物欲时代的来临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;

郑也夫,2004,《知识分子研究》,中国青年出版社;

郑也夫,2002,《城市社会学》,中国城市出版社;

郑也夫,2001,《信任论》,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;

郑也夫,1995,《代价论》,北京三联书店。

社会兼职与服务

北京市政府交通问题顾问(2010—2016年)。

奖励及荣誉

不申请并拒绝任何官方奖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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